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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5-25 13:25??来源:新华网??阅读次数: 复制分享 我要评论

人物名片:付向东,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病毒学系,获学士学位。1983年考入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赴美国留学,1987年获凯斯西储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其后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四年,1992年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细胞与分子医学系助理教授,2002年任正教授至今。长期致力于探索生物学的基础原理和转化,在核酸可变剪接和RNA结合蛋白领域的研究工作及学术成果享誉国际学术界,在生物领域的顶级期刊发表近200篇论文,并获得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颁发的癌症创新技术及分子分析奖和Searle学者、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等美国生物学界一系列重要学术奖项和荣誉称号。

【科研咖啡屋】付向东:探索科学·理解人生

如何面对挫折,从科研的过程中得到乐趣,让每一天都感到充实?

怎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什么叫成功,如何取得成功?

在工作中如何与人打交道,为什么帮别人就是帮自己?

科研中真的有那么多的机缘巧合吗?

……

走在科研路上的年轻人,是不是经常遇到上述困惑?4月23日,樱顶老图书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细胞与分子医学系教授、我校生命科学学院特聘教授付向东校友作报告,讲述他如何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理解人生——

从稻田到学堂

请大家想象这样一个场景:炎炎烈日下,大家都在汗流浃背地低头割稻,突然田边传来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接着他大喊:“这里有一份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请速来认领!”在他这一声大喊中,我的命运终于不用再囿于这片方寸之间的稻田,光芒万丈的无限可能就此展开。

原本我极有可能在艰苦琐碎的农活中消耗我的一生。我从初中起就开始下乡干活,暑假闲暇时出力所挣的工分能抵得上全家人口粮的一半,从插秧割稻到犁地除草,我几乎是所有类型农活的熟手。高中时,我回到课堂接受全日制教育,那时候大家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拼了命地汲取知识,我从初等数学“进化”到高等数学就只用了短短一年。

但之后一件时代大事彻底地扭转了我的命运——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被万千学子感念一生,也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时我们在农村那个闭塞的环境中通过唯一的媒介《人民日报》,得到了已经恢复高考的消息,接着就发了疯似的学习,力争在一个月之内补上所有中学知识的空白。大家都分秒必争地往自己的脑子里灌输知识,因为在那个时候,知识真的会决定命运。

当然,知识也决定了我的命运。

接到通知书那刻的激动心情是无法言表的,现在想起来还是能回忆起那种欣喜若狂的心境。大家现在可能无法想象从村庄稻田到武大殿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难以置信的跨度和难以企及的美梦。当时说到大学中的教授就好像是谈到高高在上的神明,大学中的“系”,“院”都是遥不可及的存在,而现在一张通向殿堂仙境的门票就摆在我面前,从此我像一只浴火重生的凤鸟,开始了我的求学之路。

在武大的那几年是最为明媚灿烂,值得怀念一生的时光。武大的校园环境在国内首屈一指,春樱秋枫,美不胜收。当时老图还作阅读自习之用,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抢座位,在这里消磨无数个青春飞扬的日日夜夜。夏夜室内闷热,没有空调送凉,大家都卷个铺盖到宿舍外、到楼顶上给自己打个地铺,看着满天繁星,听着草动虫鸣,便能稍稍缓解夏日的燥热。这些往事都是最美好的回忆。

以强大的内心抵御风雨

我也参加了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的考试,但是在这张1982年首届CUSBEA赴美研究生合影中却找不到我的身影。当时只要笔试成绩达到160分即有资格赴美深造,和我一块应考的同班同学无一例外地顺利通过考试,只有我自己莫名其妙地落榜了。

当时拿到成绩的我痛苦万分,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既没有赶上分配工作的机会,又不能继续留在国内读研,赴美留学的希望更是渺茫,那段时间只感到万念俱灰,不知人生该何去何从。那时的我走在路上总觉得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把我视为平时看似成绩优秀但经不起真刀真枪考验的人。

因为当时明令禁止查验分数,所以即使心存疑虑我也无从申诉。正当我对人生前途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高尚荫院士也发现了蹊跷——总共两门的考试,第一门拿到了135分,但是另一门只有十几分。高院士立即决定用亲笔信助我拿到复核试卷的资格。于是我怀揣借来的几十元钱,瞒着家里人连夜坐火车赶到北京,借住在北京同学的家中。北大方面一见到高先生的亲笔信二话不说就启封试卷复核。

等待复核结果的半个小时是我人生中最为漫长的半个小时,焦灼,忐忑,惶恐不安,自己的整个未来都系于这最终结果上。我当时在脑中反复重演了最坏的结果:一群面无表情的工作人员走出来告诉我试卷的分数并无差错,还端出一堆冷冰冰的客套话想尽快打发我走;或者是充满悲悯地安慰我,鼓励我说未来总是有希望的。这些都是绝望到令人崩溃的结局。

突然,我发现远远地走过来整整齐齐的一排人,颇有仪仗队的派头。领头的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张龙翔教授,他一见我就热情地与我握手并表达歉意。原来他们打开试卷一看,上面有两个数字,一个是125,也就是我的考试成绩,另一个是19,那是我的考号。当时誊写的工作人员由于失误错把考号当作成绩进行,所以导致我分数极低。

那一瞬间,阳光骤然灿烂起来,心中一块沉重的石头砰然落地。

如果没有老师同学温暖的帮助,可能我的学术生涯就会永远地停留在1982年了。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敢于面对挫折考验的坚硬内心,一个充满韧性与活力的心灵,这样才能安然度过命运的捉弄。

幸甚至哉大师引路

我的人生幸得大师指点。高尚荫院士,著名病毒学专家,曾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在上世纪30年代时就获得了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培养了中国整整一代甚至几代的病毒学家,无愧于大师称号。高教授是我大学时期的导师,他的亲笔信挽救了我的学术前途。

吴瑞教授,生物化学家,DNA测序、基因工程、生物技术领域的重要开创学者之一,其父吴宪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创始教授之一。吴教授通过自己的努力促成了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正是这个项目给了我出国深造的机会,也造就了今天的我。

那大师是什么呢?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大学殿堂之所以熠熠生辉,是因为大师坐镇,增添华彩。记得上大学时,经常有各种教授开设的讨论会以及讲座,从人生哲理到研究诀窍,无所不包。大师的两三慧语对青年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困惑迷惘时给你指引,挫败颓唐时给你鼓励,以深厚的学养给你茅塞顿开的点拨,以开阔的视野激发你创造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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